张仲景除了“勤求古训”，还“博采众方”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，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。他对民间喜用针刺、灸烙、温熨、药摩、坐药、洗浴、润导、浸足、灌耳、吹耳、舌下含药，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，广积资料。经过几十年的奋斗，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，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，写出了《伤寒杂病论》十六卷。
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，轻视仕途，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，对于儿子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，就逼催张仲景在灵帝时举了孝廉，从而进入了官场。在建安年间，张仲景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。在那个时代，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，接近百姓。可是不接触百姓，张仲景就不能为他们治疗，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，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，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，大开衙门，不问政事，让有病的百姓进来，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，挨个的为百姓诊病。
张仲景还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，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。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，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对张仲景更加拥戴。时间久了，张仲景坐堂便形成了惯例。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，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，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。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，通称为“坐堂医生”，用来纪念张仲景。
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，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，不断探索。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，进行认真研究。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，拜师取经。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“王神仙”的名医，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。他立即带着行李，长途跋涉几百里，去拜“王神仙”为师。对“王神仙”在药性、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，获益很大。
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，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。俗话说，“大兵之后，必有灾年”。东汉末年，战乱频繁，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。建安年间，瘟疫大流行，前后达5次之多，使很多人丧生，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，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。如张仲景的家族，原来有200多人，自建安元年以来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，就死掉了三分之二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。
当时因为疫病肆虐，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，不给病人认真诊脉，“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”，和病人相对片刻，便开方抓药，只知道赚昧心钱。更多的人，虽师承名医，却不思进取，因循守旧，不精心研究医方、医术，以解救百姓的病痛，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。张仲景对这些庸医的做法非常气愤，痛加斥责，并下定决心要凭一己之力控制瘟疫的流行，根治伤寒病。
从此他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刻苦研读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等古代医书，继承《内经》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，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，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，并于建安十年开始着手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在张仲景静心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期间，军阀混战，王朝四分五裂，张仲景于是就到岭南隐居，专心研究医学，撰写医书。到建安十五年，他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共十六卷。《伤寒杂病论》系统地概括了“辨证施治”的理论，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后来该书被奉为“方书之祖”，张仲景也被誉为“经方大师”。
现在的张机，还未担任长沙太守，但在荆南一带已经出名，魏延一路打听来到了长沙郡的治所临湘，发现张机此时正任临湘县令，而且还在县衙外面贴出了告示，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时候，衙门不办理公事，只接待患有病痛的百姓前来问诊。魏延打听到这里，便能完全确定这个张机就是邺城那位要找的人。
田畴给魏延下达的指令是找机会靠近张机，弄清楚张机近期有没有著述关于伤寒杂病的的医书，若是张机已经开始着手著述，魏延便想办法留在张机身边，保护张机的安全，暗中向北方定期传递张机著述的内容；若是张机还未开始著述，魏延便要想办法鼓动张机离开荆州，前往北方游历，最好是能与华佗见面。
魏延现在的身份地位还不够显赫，暗中能够得到的支援也还有限，以他一个小小军侯的身份，想要顺利完成田畴交待下来的任务，困难不小。不过对于魏延而言，任务越是困难，越能展现自己的本领，他的性格中本就潜藏着挑战和冒险的因子，哪怕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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